1949年，特务头子毛森，抓捕了一个交际花。在审讯室内，他一点点划破交际花的衣服逼问道：“还嘴硬吗？”看到交际花身体发抖，毛森突然将燃烧的雪茄，移动到她雪白的锁骨上……
1949年9月19日凌晨两点，厦门升平路一栋老宅的阁楼上，25岁的刘惜芬正在油灯下检查刚刚刻好的蜡版。传单上只有一行字：“天快亮了。”这是地下党约定的暗号，提醒同志们解放军已经逼近厦门。
楼下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刘惜芬迅速将蜡版塞进夹墙，刚站起身，房门就被踹开了。几个黑影冲进来，枪口对准她的胸口。为首的便衣冷笑一声：“刘小姐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她没有挣扎。被捕前最后一眼，她看见窗外的夜空泛着暗红，那是厦门港方向的火光——国民党的军舰正在连夜装运撤退的物资。
刘惜芬被押进鸿山脚下的地牢时，毛森正抽着雪茄等在那里。
这个军统闽南站的头目，此刻心情糟透了。三天前，厦门要塞的地图被人动过；昨天，码头的军火库莫名其妙爆炸；今晚，潜伏在司令部的情报员又消失了。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出入舞厅的年轻女人——刘惜芬。
“刘小姐，久仰。”毛森吐出一口烟，眯着眼打量她。眼前的女子穿一件素色旗袍，脸上还带着舞会的残妆，但眼神清明，不像那些醉生梦死的交际花。
审讯室阴冷潮湿，墙上挂满刑具。毛森挥挥手，手下退到门外。他拿起一把裁纸刀，慢慢走近。
“听说你很会跳舞？”
刘惜芬没吭声。
刀刃抵住她的旗袍领口，轻轻一划。丝绸裂开的声音在死寂的审讯室里格外刺耳。
“驻军司令部的李参谋长说，你跳完舞喜欢问些奇怪的问题？”毛森绕着圈走，刀尖一路划下，“问了什么？调防时间？弹药库位置？”
刘惜芬感到后背一阵凉意，旗袍从肩头滑落。她咬紧牙关，强迫自己不发抖。
毛森凑近她耳边，压低声音：“你才二十几岁，大好年华。何必替共产党卖命？”
回答他的只有沉默。
毛森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。他猛地将燃着的雪茄摁在刘惜芬锁骨上。
“嗞”的一声，皮肉烧焦的味道弥漫开来。刘惜芬浑身剧烈颤抖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但始终没有叫出声。
毛森反而愣住了。他见过无数受刑者，有的哭喊求饶，有的骂不绝口，但眼前这个女人，疼到发抖，却死死咬住嘴唇，只从喉咙里发出压抑的闷哼。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毛森的声音里第一次带了疑惑。
刘惜芬抬起头，汗水和血珠混在一起从锁骨滚落，她竟露出一丝微笑：“我是厦门人。”
毛森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。
刘惜芬确实是厦门人。1924年她出生时，家道已经破落。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自杀，父亲早逝，养母靠缝补衣服拉扯她长大。1940年，16岁的她考上博爱医院当护士。那时厦门沦陷，日本人接管了医院，她亲眼看见中国病人因为“浪费药品”被扔在走廊等死。
1942年一个雨夜，几个受伤的年轻人被秘密送进医院。他们自称是“商人”，但刘惜芬从他们身上的伤口看出，那是子弹擦伤。她什么也没问，默默替他们包扎，还偷偷把医院仅存的消炎药省下来。
那之后，她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：在这个世道，想活着，得先让更多人活得像个人。
1947年，她认识了地下党员胡惠敏。1949年5月，她正式入党。组织交给她的任务：装扮成交际花，接近国民党军官，收集情报。从舞厅到要塞，她周旋在酒色之间，一次次把调防时间、弹药位置送出去。
7月，她传递的情报帮助解放军精准轰炸厦门港，两艘弹药船沉入海底。8月，她获悉国民党计划炸毁海堤，情报送出后，地下组织连夜发动群众护堤。这些，毛森一无所知。
此刻在地牢里，毛森的耐心彻底耗尽。鞭子、烙铁、辣椒水轮番上阵。刘惜芬一次次昏死，又一次次被冷水泼醒。但她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：“我只是个医生。”
同牢房的难友后来回忆，刘惜芬每次受刑回来，都会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解放军快到了，天快亮了。”
1949年10月15日，解放军对厦门发起总攻。炮声从远处传来，震得牢房簌簌落灰。刘惜芬靠在墙上，侧耳倾听，眼里有光。
“听见了吗？”她对同牢的人说，“是咱们的炮。”
10月16日深夜，溃败前的国民党开始疯狂屠戮政治犯。刘惜芬和另外16个人被押出牢房。走向刑场时，她回头看了一眼厦门的方向——那里火光冲天，枪声密集。
她轻声说：“天快亮了。”
凌晨，厦门解放。
毛森逃往台湾前，对副官说了一句话：“那个女人，我什么都没问出来。”
刘惜芬牺牲时，离厦门解放只剩几个小时。她没看到胜利，但胜利里有她。
后来有人整理遗物，在她的诊所夹墙里发现一张纸条，是1949年7月她入党时写的：“如需要，愿将生命献给人民。”
那一年，她25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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